[看房说房] 限购之后，外地人何时才能买得起房 外地人

BJAK

越来越加剧的人口流动，越来越多元的社会文化，越来越丰富的社会财富，为什么城市更反而更趋向自闭？

尽管落户是无望的根，但是，外来者们依旧勇敢奔向大城市。在经济飞速发展的齿轮下，户籍带来的成本差异，似乎已经不那么明显了。大城市欢迎他们，更好的消息是，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层面，各地户籍改革在破冰，甚至大跃进。

但是一夜之间，冰冷的现实豁然摆在眼前。

人们发现，户籍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只是一度拥有的幻觉而已。

从外来者到新市民，是外来者群体中大多数人的城市通关路径。但是，越来越加剧的人口流动，越来越多元的社会文化，越来越丰富的社会财富，为什么城市更反而更趋向自闭？

门槛、高墙还是鸿沟？

房屋限购令之类措施，正将本地人外地人之间的高墙转化为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同一个国家里，它应该存在吗？

BJAK

曾以为这只是一道矮矮的门槛

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始于1992年，真正的起飞则源自2001家加入WTO后引发的化学反应，这当中，最为重要的是外来资本与内地劳动力的结合。这一结合发生在沿海城市，离不开当地公共部门、基础设施体系的配合，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近2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是外资(以及随后兴起的民营外向型资本)、内地劳动力和沿海城市三驾马车的合力所致，或者简洁地说，乃是资本、劳动力和政府的协同成就。

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无疑回馈了参与各方，而其中的大赢家，一是外资，凭借独有的技术和市场优势，获得了高额利润；二是沿海城市政府，在中国特有的经济改革进程中，沿海城市政府牢牢控制着基础设施体系，也控制着土地资源。随着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不断提升完善，通过土地升值、基础服务的垄断价格和公共税收等方式，沿海城市政府也由此成为了此轮经济高速发展的大赢家。

作为三驾马车的其中一方，内地劳动力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一是来自广大农村的所谓“农民工”，他们进入沿海城市，习得技能，获得的收入虽微薄但也远超居乡务农所得，无疑是一种福利改善；另一部分则是从事管理、商业或各种专业技术的内地人员，在沿海港口城市，一度有着更多的机会，也有着更优裕的收入。

当然，在这一幕看似三方获利的戏剧中，并非没有人受损。对于本地劳动力来说，既有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转向商业之机，也有传统产业破败后的下岗失业之痛；既有大量外来人口拥入所带来的租赁房屋之利，也有被拆迁征地所带来的利益剥夺之痛。

对于内地劳动力而言，也存在着收益与其贡献不相称的问题，无论是普工、技工还是所谓的白领。与经济发展持续高歌猛进相伴随的，是劳动报酬占GDP比重的持续下降。相关研究显示，1992年-2004年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从54.6%下降到47.1%，在12年里下降7.5个百分点。2004年-2008年按最新口径，劳动者报酬从50.6%下降到47.9%，下降了2.7个百分点。

但无论如何，这一轮开启于1992年大行于2000年后的经济发展，仍是一个相对多赢的局面。与经济发展相对应的，还有个人自由度的提升，沿海港口城市因为外来人群的加入而日渐多元开放，对于从事脑力劳动的外地人群来说，在城市安居乐业乃至扎根繁衍，显得并不遥远。在一个经济中心的快速发展阶段，人们对于未来更有信心。

这一信心并非无中生有，在这一时期，户籍作为区分本地人和外地人的标志，其功能正在迅速弱化中。在计划经济时代，户籍不仅是社会管理手段，也是经济分配手段，一度，所有的生活必需品包括米面、食油、肉……都根据户籍配给。市场化的深入，弱化了户籍的功能，1992年之后，随着大范围的人口流动涌现，票证更加不符合市场化的需求，1993年，各地粮票相继停止使用，粮票全面退出历史舞台。这也就意味着，户籍作为经济分配手段的功能已经大大地弱化了。人们开始推测，进一步的发展将使得户籍制度彻底退出历史的舞台。

然而，这只是一度拥有的幻觉而已，现实的发展恰恰与之背道而驰。

BJAK

愿高墙不要成为鸿沟

如此现实自然引来不少质疑：这还是我们一心要建立的市场经济吗？如果都不允许买房，又哪里来的城市化和现代化？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平等国民待遇还有没有价值了？为什么奉献却不能获得同等的回报，仅仅因为所谓的户口吗？

自1990年代初以来，大批外地人拥入沿海港口城市，既成为当地经济起飞不可或缺的条件，也给当地的社会管理造成了更大的压力。运行至今，在外向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外地人口超出本地人口已是普遍现象，在深圳、东莞等地，甚至出现了外地人数倍于当地人的情况。由于现行体制下，警察人数与户籍人口相对应，外来人口的拥入带来了很大的治安压力。此外，大量脱离既有社会管理体系的流动人口聚集在一起，也增加了出现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如何管理这些新居民，成为政府必须面对的严峻课题。

BJAK

随着单位制和公社制的逐渐解体，近10余年来，数以亿计的人离开了自己的户籍所在地，来到异乡务工经商，进一步脱离了村委会、居委会等基层组织的管理，尤其是在沿海城市，由于缺乏根本的制度变革以吸收新居民进入社会管理体系，占人口过半甚至绝大多数的外地人全然游离在既有的社会管理体系之外。这无疑给予政府相当的危机感。

而在另一方面，在经济高速发展中也存在庞大的利益被剥夺群体：被买断工龄的下岗职工，征地中获得极低补偿的农民，城市中被强制拆迁的业主，以及因各种原因而引发的庞大上访群体。这个群体所占比例不会太高，但是，其绝对数量却足够惊人，始终在不可逆地堆积增长。

在上述双重危机感之下，政府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开启迟滞多年的制度改革，逐步将新居民纳入到社会管理体系当中来，但这一选择难在多年累积的外地居民很难在短时间吸收消化；二是维持既有制度，甚至加以强化。

从可观察的事实来看，后一种成为了政府的现实选择，一种沿着既有的以户籍为基础的社会管理体系的政策安排得以浮现。在这政策安排中，本地人成为了社会管理体系的依靠对象，而外地人则成为了社会管理的目标对象，与之相应的，则是在利益上或者至少在名义上对本地人的倾斜。2011年，全国将总共建设保障房一千万套以上，这表明，以户籍为排他性标准的政策出台，并非什么本地人利益集团的驱使，而应是更高的政治权力的统一意志所致。

从短期来看，这样的选择或许是有效的。但是，如果我们将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这一选择也将带来新的问题：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身份区别，悄然形成了两者之间的高墙，而诸如房屋限购令之类措施，正在将这样的高墙转化为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而在一个国家的国民之间，这样的鸿沟始终不应该存在。